我们的格拉古 (第1/2页)

    1982年10月7日下午3时洛雷纳艾肯州立公园陷入一片可怕的混乱，福奥帕尔州上诉法院法院第三十二任首席法官阿德里安·玻尔都亚·瓦伦汀在天文台广场发表关于维持城市执法生态的演讲中遭遇枪击，现场站在瓦伦汀法官身侧的唯有他的旧识及福奥帕尔州犯罪记录办公室主任V·F·科卢梅拉，遭受了接踵而至的两颗子弹。

    西海岸的人们第一次听说瓦伦汀大概是他起诉了半个城市的黑帮分子、警察和他的父亲之后。我很早就与瓦伦汀共事，作为他的前台和助理从他在圣克劳的个人律所起步，直到进入洛雷纳地检办公室。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瓦伦汀忠实的支持者，对他每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毫无保留地提供除阻止外的一切努力，瓦伦汀也用一次次胜利回应了我们所有的期待。这西坎岛的小个子罗马人有着与身形截然不同的伟力，他满怀信心，又保持着令人放松的安定，两者互为表里，赋予瓦伦汀许多当今时代的北美弥足珍贵的特质，尽管他暴躁、自负，有着相当的怪癖和让人下不了台的攻击欲，在平日相处中我依然受益良多。

    那个暮春的下午，听闻消息的我很快赶到克马尔医学中心，平坦开阔的草坪蔓延至远处的努平勒斯高地，围墙外聚集了大群等候通知的记者，有甚者借着同僚的肩头扒在栏杆顶部，相机直勾勾对准主楼的玻璃大门或是任何一扇窗户，持续考验周围警卫的耐心。我往里冲时脑子止不住思考如果不幸发生了，我们当何以自处，体会命运变幻无常的落脚沉重地砸在罪人或完人身前。

    已经处理好伤口的科卢梅拉和我们一道在走廊等候。五点左右，卢西娅·瓦伦汀女士匆忙赶到，在院方提出的治疗方案上签字，同意对幺弟进行开颅手术。焦灼的氛围燃烧到第二天日出，医生终于出来告诉我们他脱离了险境。所有人都呼出一口浊气，好像一颗巨石沉入湖底，滞塞的情绪然后得以表露，痛苦、懊丧、愤怒和忧虑轮番交替在他的亲友、下属、同盟和投机者的脸上，我们这群陆陆续续到达的家伙面面相觑，渐渐拾起那种标准的微笑，与他人好整以暇地攀谈。卢西娅始终待在通道右手边靠窗的一侧，颇为冷淡地应付周围人的关切慰问。

    我看着她，回忆起久在圣克劳的某天傍晚，卢西娅披着晚霞来庆祝自家小弟弟个人律所的开张营业。我同阿德里安分享了一整瓶她赠予的托卡勒洛鸢尾香槟，席卷湾区的海雾与夏日晚风吹拂着两层公寓的阳台。卢西娅不确定地谈论他们的父亲在另一座城市的近况，老瓦伦汀因主持沙斯塔大坝的建设工程在报纸上大出风头，和他的黑帮朋友们，或是朋友们的黑帮活跃在西海岸居民的茶余饭后，还有老瓦伦汀二十八岁的新女友，冬青坞的“小方默”丹妮斯·多纳。

    谈话并不充斥负面的评价，也没有仲夏夜适宜的忧郁，他仅仅聊了几句，便回到我们当时正受理的案件上，一位被诬告肇事逃逸的卡车司机，由于圣克劳警方的牵强附会还要背上几起命案，却因证据提交超出期限被判入狱。我们与客户共同的努力使法官接受了改判的辩词，他走下法院门前的长长台阶，转头对我说到：“看来帮助和打击同样重要。”而保全部分人的生活势必毁坏部分人的生活，我想这是大多数冲突不可避免的原因，就像这些无法回头的子弹。

    在他恢复知觉后，我带着一盆香豌豆前去拜访。他很喜欢这些平平无奇的，原产于西坎岛的小株园艺花卉。我帮他接了水，还倒入一袋橘汁粉，护士不准他喝更多糖水让他感到困扰。我们交流了这几天积压的工作安排，主要是科尔兰德法官的意愿。科尔兰德是个强硬的联邦党人，和他向来存有芥蒂，不过这些天态度还算温和。接着，他停顿片刻，平静地问我是谁被逮捕了，我如实回答，他说：“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他们必须在法庭上宣誓，否则我们所有的成果都将沦为礁石上的沙砾，是一幕滑稽剧结构性的的中场休息。”

    尽管医生要求我们别用更多的事打扰他静养，可我没法对他沉默以待，瓦伦汀法官工作过量的事实显而易见，我不会试图阻止他，就和我过去承诺的一样。他躺在病床上，脑袋缠满纱布，精神安全患者会拿到的小册子，这幅场景让我心情沉重，十几年中我还没见过他陷入如此被动的境地。也许是我的愁容惨淡引起了他的关照，他放下手册笑着同我打趣LRPD常年紧缺的资金人手。“当然我们都清楚。”他朝我眨眼，“洛雷纳的警官还在屈斯达猎鹿，我们的埃斯波西多先生在圣尼古拉斯日前做出口供就很不错了。”

    阿德里安·瓦伦汀的戏言在十月的第三个周六成为不幸的谶语。报社比任何一名当事人还要早的获知警局大楼内的事故，这名罗马裔赌场员工乔瓦尼·埃斯波西多在审讯室中突发脑溢血死亡，没有目击者和嫌疑人，监控故障，证人缺位。前分局长范登博格则在广播节目中声称“这明显是完全的私人恩怨”，并祝愿令他引咎辞职的瓦伦汀法官可以早日回到人前主持工作。

    出于种种原因，那时我不得不离开洛雷纳，后来再联系瓦伦汀，是他次年四月宣布以律师协会会长的身份参选西海岸劳工会主席。我在德拉维姬写信给他，信号总是被干扰，在战后我们尽力去习惯二十年代的日子。过几天收到回信的我仍旧抱有先前落笔时的热切，他的文字有着早期戏剧的风格，十分鲜活尖锐，也不乏克制，我短暂地原谅了桌面上众多格式错误百出的学生信件，觉着纸笔的不可或缺来。当我真正读起这封信，却发现他的语言过分平实了，不再那么讥讽，围绕着即将来临的首轮投票客观地列出三到五项可能的票型，并加以阐述联邦党对各候选人的态度，犹如一篇政府职员无趣的分析文书，失去了他一贯的异见和字里行间令我倍感亲切的傲慢。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总的来说，我们国家，和地球上大部分国家的当权者，都将谎言作为不被记录在案的第七种国际工作语言，阿德里安·瓦伦汀至少还愿意和我讲些枯燥冰冷的数据。我不难理解其中的转变，时日不同于前，政客要对每句从自己这出去的话，和不是从自己这出去的话负责。我们在圣克劳赚口水钱时就熟悉了这时髦又复古的语法，于是我把信烧掉，灰烬填在屋子里小小的壁炉。

    到了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一个移民成功当选自由北美联邦第十九任西海岸劳工会主席的消息传遍整个大洲，很多人在议论这地中海来的中产阶级“鲨鱼”怎样代表北美劳工的广泛利益。惹人注目的还有他不够正派的家庭。西坎岛在本世纪对外输出的最大产业或许是高级橄榄油和罗马犯罪集团，阿德里安·瓦伦汀的姑母吉纳维芙·佩德罗·安纳塔·玛德莱博比他更早地被人们听闻，元老院的教母，罗马的异教徒。他父亲在洛雷纳被默认为主家的代理人，背靠黑帮与官员、商人紧密勾结，像蚁巢累叠在街巷暗处，随后便是那场洛雷纳着名的审判。阿德里安·瓦伦汀的传讯确实改变了这座罪恶之都，洛雷纳的居民没有过多理会大众舆论，我觉得多少能宽慰那段时日重压之下瓦伦汀或许存在的焦虑。

    洛雷纳时报刊登的照片里他的左颅中央横亘着一道可怖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