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就去死好了 (第2/2页)

也吐不出来。他看着镜子里那个苍白、消瘦、眼神空洞的自己，感到无比的陌生。

    这是谁？是以前的谢言？还是被江砚改造后留下的残骸？

    他抬起手，再次狠狠掐向左臂的伤疤，试图用疼痛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来驱逐脑海里那些不该有的怀念。疼痛如期而至，但这一次，它似乎与那种虚无感达成了某种共谋，疼痛是真实的，而虚无，也同样真实。

    他滑坐在冰冷的地砖上，像在地下室里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他抱住自己的膝盖，将脸埋进去。

    也许，江砚的实验从未结束。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观察他，观察他这个被释放回“自然环境”中的样本，会如何挣扎，如何崩溃，如何带着他留下的烙印，在这个正常的世界里格格不入地生存下去。

    也许，从他接过那张传单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注定要成为江砚数据簿上的一页。而现在的“自由”，不过是另一个形态的、更加漫长的囚禁。

    他被困住了。不是被有形的锁链和水泥墙，而是被江砚植入他体内的、无形的枷锁。他永远也逃不开了。

    谢言在昏暗的房间里，听着窗外遥远而模糊的市声，缓缓闭上了眼睛。

    他哪里也去不了。

    因为唯一能让他感到“存在”的地方，那个他既恨之入骨又病态依恋的牢笼，已经随着那个人的放手，永远地关闭了。而他被抛在外面，成了一个无处可归的、破碎的游魂。

    这几天，谢言翻遍了所有可能找到江砚痕迹的角落。那笔巨款的汇款方是匿名的，隔绝了所有追溯的可能。

    他一遍遍拨打江砚以前的号码，听筒里传来的却永远是陌生的、不耐烦的声音——“你打错了！”

    希望燃起，又迅速熄灭，循环往复，留下焦灼的灰烬。就在他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学校。

    现在是寒假，校园空旷。但寒假会结束。只要他复学，只要他回到学校，他就有可能找到江砚。江砚是学长，或许还在那里，或许……总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回到学校，就意味着有了找到江砚的可能。他可以去实验室堵他，可以去办公室等他，甚至可以……去他的宿舍楼下徘徊。

    他需要一个答案。一个为什么要丢下他的答案。尽管理智冰冷地告诉他，那个答案很可能残酷到他无法承受，无非就是“实验结束了”、“样本失去了价值”、“你不再有趣了”。他明白，直面这个真相无异于自我凌迟。

    可是，他想见他。

    很想。

    想得快疯了。

    想到呼吸都带着那个人留下的空洞回响，想到每一个无法入睡的深夜，眼前晃动的都是地下室昏暗光线下那张冷静的脸。

    他原本回到这个家，是打算做一个了结的。结束这毫无意义的存在。这个世界没有江砚，对他而言就是一片荒漠，活着只是徒增折磨。

    但如果找到江砚，那么他就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可他一想到需要独自一人，再承受几天、十几天，甚至更久的那种被遗弃后深入骨髓的痛苦和虚无，这个代价就沉重得让他几乎想要退缩。独自面对每一个没有江砚的日夜，清醒地感受着自己正在缓慢崩解的过程，太痛苦了。

    然而，他很快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说服了自己：

    没关系。只要见到江砚就好。

    如果……如果江砚见到他，眼神里是彻底的冷漠、不耐，或者干脆视而不见，如果江砚用最决绝的方式告诉他“我不需要你了，滚开”。

    那他就去死好了。

    谢言这几天除了忙着复学的事情，他就开始像以前一样，收拾这个空荡的家。擦拭早已一尘不染的桌面，反复整理寥寥无几的衣物。体力上的消耗能带来短暂的麻痹，让大脑停止那些无休止的、关于江砚的、关于存在意义的追问。

    他回来几天后，李阿姨才得知他回来了。一进门就拉着他上下打量，话里话外满是藏不住的关切：“小言啊，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跟阿姨说一声！一个人在外面边打工边上学，是不是太辛苦了？看你，瘦了这么多，脸色也这么差……”

    谢言垂着眼睑，不敢直视李阿姨那双浑浊却充满善意的眼睛。他太久没有和除了江砚以外的人进行正常的交流了，每一个问题都让他感到一种生理性的不适和无所适从。他含糊地应着“还好”、“没事”，试图蒙混过关。

    但当李阿姨追问他具体的工作、学习情况时，他的思维就会变得迟滞，常常是李阿姨说了好几句话，他才恍惚地抬起头，眼神没有焦点，需要反应好几秒，才迟钝地“嗯”一声，显然根本没听清前面说了什么。

    他的这种状态，李阿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好几次小心翼翼地提议：“小言，我看你精神不太好，要不要阿姨陪你去医院看看？看看医生，配点药吃吃，会不会好点？”

    每次一提到医生、医院，谢言的反应都异常激烈。他总会生硬地拒绝：“不用！我没事！”那态度坚决得近乎粗暴，与他平时沉默温顺的样子判若两人。

    李阿姨被他的反应吓到，虽然心疼又担忧，却也不敢再轻易提起了。

    谢言拒绝承认自己病了，任何与“病”相关的词汇，都让他条件反射般地产生生理性厌恶。

    因为这些词，会让他不可抑制地想起江砚。

    如果他承认自己病了，那岂不是将他那些混乱的、撕扯的情感，那些恨意底下的依赖，那些被抛弃后疯狂的思念，都归因于一种可以贴上标签的病理状态？

    他绝不接受。

    他宁愿相信自己只是变得奇怪了，只是被改变了，甚至是灵魂被弄脏了，也绝不愿意承认那是生病。

    因为生病意味着需要治疗，需要康复。而康复的目标，是变回一个正常人，一个能够遗忘、能够摆脱江砚影响的、独立的个体。

    可潜意识里，他恐惧着康复。

    他恐惧忘记地下室里的每一个细节，恐惧忘记江砚看着他的眼神，恐惧忘记那种绝对控制下扭曲的亲密。如果连这些都被剥离，那他还能剩下什么？那个被江砚一手重塑过的“谢言”，是否会随之瓦解，彻底消失？

    他对江砚的依赖，那种如同毒瘾发作时渴求药源般的痛苦，是他此刻唯一能清晰感受到的、强烈的“存在证明”。如果连这份依赖都被定义为病症，并被治愈，那他岂不是连最后一点与江砚的联结，最后一点证明那段黑暗时光真实存在过的证据，都失去了？

    这太可怕了。

    所以，他固执地、几乎是偏执地抗拒着病了这个认知。他宁愿沉浸在无尽的痛苦和混乱里，宁愿被那矛盾的恨意与思念日夜撕扯，宁愿承认自己是个疯子，是个怪物，也绝不肯承认自己只是生病了。